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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民生有问题,但根在政治生态

来源:北白门户网站 2019-11-06 10:26:59

[陈启宗先生、大紫荆勋贤先生是香港恒隆集团主席。他活跃于中国大陆、香港和美国的政界和商界。他是即将退休的亚洲协会主席和香港中心主席。他是美国外交协会、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和美国百人委员会的成员。他亦是香港明日更美好基金会执行委员会主席、香港发展论坛召集人及香港地产建设商会副主席。今年1月,他首次被授予“外交之友”称号,担任香港一国两制研究中心执行委员会主席,也是世界经济论坛董事会成员。他是该组织董事会的第一位中国成员。

由反修正案示威引发的香港社会动荡持续了100天。社会秩序受到了极大的影响。街头暴力已成为常态,法治权威受到严重动摇。为了防止东方之珠化为乌有,全国各行各业都在探索如何维护香港的现状和国际声誉。有人认为香港政治混乱的根源是民生,尤其是房屋问题。只要民生问题得到妥善解决,政治危机就有希望得到解决。套用法国的“黄背心”危机,能解决香港目前的问题吗?《观察家报》总编辑带着这样的问题到香港,在恒隆集团总部采访了陈启宗先生。采访手稿整理后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这次出版了。】

香港恒隆集团董事长陈启宗9月4日在香港接受Observer.com采访

观察网:香港的人均居住面积在世界发达经济体中最低,基尼系数最高。因此,关心香港的内地人士普遍认为,香港问题的内在原因在于民生问题,例如贫富悬殊和房屋困难。然而,街头激进抗议者的五项要求与民生无关,即香港人遇到的问题和街头大声疾呼的要求是两回事。你怎么解释这个?香港特区政府有否可能像法国政府对“黄背心运动”一样,透过对话和妥协,与抗议者达成和解?

陈启宗:说香港问题的核心是民生是绝对错误的。民生是一个原因,甚至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但它绝对不是核心问题。昨日(9月3日)新加坡学者马凯硕访问香港,提出了一个观点,即世界在过去20至30年间一直在增长,但50%以下美国人的平均收入却没有增加,从而造就了特朗普。香港的贫富分化与美国有些相似。这在一定程度上与异常高的房地产价格有关,但这并不是唯一的原因。你知道,香港在英国殖民统治时期也有同样的民生问题,但为何没有演变成社会和政治危机呢?一九九七年六月三十日,物业价格创新高。为什么人们不上街闹事?

电影《一个心不在焉》中的香港?房屋”,香港有二十多万人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中

归根结底,香港有一群人,他们的“政治基因”与中国内地人不同。这一小撮人根本不同意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权,但他们不反对大英帝国的政权。他们认识外国人,而不是中国人。可以说,香港没有从根本上解决或没有解决这批香港人自回归以来对内地政治合法性的承认。此外,这种情况在一些黑暗势力的控制下仍在恶化,因为过去,在港英政府时期,为了消除香港人的民族观念——这一话题将在以后讨论——殖民教育是非政治化的,即普通香港人不关心政治。但是英国人在离开前突然放出了“政治”。在过去几年里,教育一直掌握在泛人民派手中。香港被他们高度政治化,并编造了一个反华的身份。

现在很多人,特别是我在内地的朋友,认为民生是导致当前困境的核心问题。即使很多内地朋友在香港待了20至30年,但因为他们从小就形成了一套思维,所以他们会不知不觉地把它应用到香港。这样,理解和解释香港会导致错误的答案。民生是一个可以解决和妥协的经济问题。但是政治是一件生死攸关的事情。法国的“黄背心运动”与香港完全不同。法国要求民生。香港现在正处于意识形态斗争中。在历史上,意识形态斗争就像政治和宗教冲突一样。有什么妥协吗?不,香港问题的核心早就解决了,只要贫富悬殊这么简单。但这个问题的根源在于香港的政治生态。不要在这件事上犯错误。我现在最担心的问题之一是,我在内地的朋友误解了香港的情况。

我最近已经在大陆住了几天,和不同的朋友聊天。有人质疑香港的问题是由你们的房地产业引起的。虽然我是一名房地产经纪人,住在香港,但我一直密切关注香港的房地产。然而,我已有近20年没有在香港购买任何土地。我基本上是一个退出香港房地产市场的局外人。因此,我的发言相对客观。我认为我不能把所有的责任都归咎于香港房地产业。我不是代表我的朋友说话。我承认香港房地产业有几个缺点。首先,自私太重,公众利益不够。其次,除了少数人,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对政治一无所知。把问题归咎于房地产业可能是一个错误。

其他人说,香港的房地产商业阶层控制着政治。这只是个玩笑。可能还有其他人有很多政治技巧,但是大多数其他房地产开发商在哪里了解政治呢?8月13日,香港地产建设商会(Hong Kong Real Estate developer Association)在报纸上发表声明,谴责暴力和破坏,这对这个没有政治意识的群体来说并不容易。不久前,郑永年教授在一次对话中批评香港房地产开发商是一个既得利益集团,他们只知道如何获利,却不承担政治责任。但是你怎么能指望一群连政治观点都没有的人来承担政治责任呢?此外,香港社会不再普遍尊重地产发展商,也没有人理会他们。这不同于1997年以前,当时每个人都“看着钱”。那时,谁有钱谁就会受到尊重。这种模式在回归后很久就改变了。

可以说,房地产不应该成为香港的社会弊病。1997年,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任行政长官董建华先生一上任就宣布了“85,000”计划,即每年兴建不少于85,000个公营和私营房屋单位。如果真的这样做,香港现在就不会有房屋问题了。不幸的是,香港于7月1日回归中国,亚洲金融危机于7月2日爆发,导致董必武的计划失败。但是即使当时做不到,也应该迟早做,对吗?但是结果并没有实现。香港的房价太高,人们负担不起。事实上,原因很简单:土地供应短缺。我认为这些方面应该为此承担责任。

前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梁振英在2018年表示,当年“85000”计划流产与反对派不无关系。

首先是香港的泛市民派。20多年来,当土地应该出售时,泛美派系却出面阻挠。当土地不应该出售时,比如在亚洲金融危机期间,他们呼吁政府尽快出售土地。他们这样做不是出于经济原因,而是出于政治原因。他们不仅反对中国,而且反对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结果,香港的房地产市场被泛民主派破坏了。

当时,董必武想出售土地,但不幸的是,他陷入了亚洲金融危机,无法出售。曾庆红就任时,非典危机已经结束。土地应该在2005年左右出售吗?因此,他直到任期的最后一年才出售土地,当时他被迫出售土地。前几年出售的面积为零。为什么会发生这样不合理的事情?主要原因是个人房地产开发商太自私了。事实上,当时大部分香港地产建设商会的人都希望政府卖地,但只有一个人告诉政府不要卖地,政府真的没有卖地。每个人都要求它是没有用的。所以这也是今天问题的原因之一。

第三个方面是那些阻止政府出售土地的人。梁振英先生是房地产专家。他知识渊博。20世纪80年代,他亲自参与起草上海土地使用权有偿转让招标文件。2012年就职后,他愿意出售土地。因此,由于过去15年遗留的问题,他不能出售土地,也不允许开垦。

梁振英无法出售土地,仍是因为泛民主派的政治阻力。泛民主派没有误判房地产市场,而是故意增加政府和公众之间的矛盾。此外,梁先生的土地出售也影响了许多人的利益。我曾经听到有人在业内一家餐馆痛骂梁先生,因为他想卖地。当他还没有掌权时,香港人尽力阻止他上台。他掌权后,尽力让他下台。

同样,林郑月娥上任后,在卖地问题上也做了很多努力。她曾是特区政府发展局局长,对房地产了解很多。此外,据我个人了解,梁司长和林正特的首都都是有社会主义价值观倾向的人。他们都想尽力消除社会上的贫富差距,改善人民的生活,让人民安居乐业。他们都试了,他们两个一起试了七年,但是他们想不出土地。

香港土地供应专责小组2018年的报告显示,香港的建设用地只占总土地面积的24.3%。

事实上,香港的民生问题并不复杂。许多人不知道香港拥有世界上罕见的土地资源。41%的土地是郊野公园。如果只拿出2%的土地,其余39%不变,住房问题就可以解决。目前,香港只有约24%的土地建有房屋、道路和桥梁,而住宅的比例更小,只有7%。只要把2%的土地从郊野公园拿出来,就可以增加约10%的住宅用地。

许多大陆朋友说,香港可以给更多的土地,但两个特别的首都是强大的人民。经过七年的艰苦工作,他们做不到。抓住眼前的生计问题有什么意义?如果香港的政治和生态问题得不到解决,再进行100年的谈判也解决不了土地问题。民生难、房屋贵、房屋小等问题,都植根于香港的政治生态。特区政府被困在香港的政治沼泽中。排干这个政治沼泽当然不容易,但问题的根源在于这个地方,我们也必须面对它。未来,香港的社会结构,包括政府结构,可能需要勇气去改革,才能走出困境。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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